1928年4月20日的《中央日报》上，刊登了一则新闻：《庸人自扰的妖妇摄魂风潮》，部分内容如下：“近来，新都发生妖妇摄魂之谣，捕风捉影，轰动全城，而尤以城东城西两隅为甚，以致相约禁止孩提单独外出，恐被妖人所创。”而公安局经过缜密调查之后，才发现，“妖妇”摄魂纯属谣传，为此，4月19日公安局特地召开“新闻发布会”并将相关内容刊登在报纸上说：“讨论良久，以为欲消弭此种谣言，非由破除迷信入手不可。结果由各界自动组织废除迷信宣传队，广为宣传。”
这则新闻在今天看起来十分吸引人眼球，但警察的结论对于当时的市民而言，无疑是一剂定心针、强心剂，让他们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终于平定下来。那么，“妖妇摄魂”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《发现周刊》记者82年后，为您揭开尘封多年的“妖妇摄魂”事件。
谣言四起儿童莫名死亡疑是“妖妇摄魂”
1928年的三月，对于家住下关一带的姚姓大户人家的儿媳妇张氏来说，心和天气一样寒冷。张氏原来是姚家的女佣，心灵手巧，能说会道，非常讨人喜欢。1923年，姚家大少爷娶了媳妇林氏，张氏就被调拨来服侍她。姚家大少爷是单传，姚家人盼孙心切，然而，都两年过去了，林氏依旧扭着细软的小腰婀娜多姿地行走在姚家大院。这让姚家的当家人很是着急，于是，1926年春天，他们强迫大少爷娶了张氏做了二房。张氏很争气，当年底就给姚家添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。张氏母凭子贵，在家里的地位急速上升。然而，好日子过了还没两年，一场飞来横祸让她掉进了“冰窟窿”。
事情是这样的：春天来了，姚家刚一周岁多的孙子要到大街上玩。刚开始，张氏有点犹豫，因为，1928年的三月比往年尤其冷一些，她怕孩子会生病。但听着孩子用稚嫩的嗓音嗲嗲地哀求，她的心软了。她给孩子穿了厚厚的衣服，也没和家里人打个招呼，就带他出了门，坐上马车，到城东转了一圈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就是因为去城东转了转，她的噩梦开始了。
从城东回来后，孩子开始发烧，本以为是受凉，给孩子找了大夫，抓了驱寒的药，谁料，第二天，孩子还是不见好转，反而严重了：高烧、呕吐，皮肤开始出现淤青似的斑点。姚家慌了手脚，当他们得知张氏昨天带了孩子去了城东，当下就变了脸色。因为，深居简出的张氏并不知道，如今的南京城里，正在流传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：最近，南京城里出现了“妖妇”，她们专门找小孩子下手。据说，她们的身上，都带有一个小瓶，一根穿着细红丝线的小针。只要“妖妇”举着针对着孩子，喊一声：“小孩”，
那个小孩如果答应“哎”，其魂魄就即刻被她摄取，孩子的身体就会立时倒地。如果这个时候，有人发现，拿走“妖妇”手中的瓶子，拔下上面的木塞，就会有一缕青烟，从瓶中冉冉升起，直接渗入孩子的躯体里，那么，孩子就会痊愈。但如果没有这样做，那么，这个孩子就岌岌可危了。
姚家唯一的孙子去了城东三天之后不治身亡。街坊邻居知道后，更是对“妖妇”摄魂事件深信不疑。可是，这种事情真的会存在吗？市民们对此将会有何对策呢？
众人捉“妖”疑似妖妇当街被捉原是良民
民国时期的老城区，“妖妇”一旦被发现还真是无处藏身
新都(作者注：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成立，定南京为首都，媒体直到1928年，仍称其为新都)公安局一时也陷入了混乱。混乱的来源，就是“妖妇”摄魂事件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公安局对城里铺天盖地的这种消息不屑一顾，认为肯定是谣言。但慎重起见，公安局也派了人手进行调查。谁知到了四月中旬，公安局的调查没有什么进展，倒是不断出现市民将“妖妇”扭送至公安局的情况。
难道市民比公安局的人还有办法不成？他们是怎么判断“妖妇”的呢？
据说，他们的办法非常简单：大街上，如果看到哪位女人形迹可疑，比如，老是盯着孩子看，
眼神不怀好意，鬼鬼祟祟之类，市民们就会大喝一声：“妖妇，你又想害人么？”然后，就一呼百应，大家一哄而上，群起而攻之。因为知道“妖妇”有“妖法”，所以他们靠的就是人多。
据说，那些“妖妇”被殴打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痛苦的表情。就算是用利器刮她们的耳朵，也不见有血滴出来，和没事人一样。但是，如果将她们腋下肋骨处的一块膏药揭下来，她们就会立即大声叫痛，脸色痛苦异常，毫无抵抗能力。所以，到了后来，见到可疑妇人，众人将其按倒后，首先就会掀开其衣服，找寻膏药，如果找到了，立即就狠狠地揍其一顿，并将其押送至公安局处理。
可是，公安局的人办案可不能这样，他们讲求的是证据。但面对市民的义愤填膺，他们不得不慎重地对那些押送来的“妖妇”进行详细的笔录，结果发现，这些所谓的“妖妇”都是良民，根本和“摄魂”事件无关。
愁煞警局疑案未破街上秩序堪忧
面对公安局里越来越多的“妖妇”，警员们都忧心忡忡：当所谓的“妖妇”被市民发现时，都会遭到围殴，即便岗警发现，上前阻止，也是无济于事，更有甚者，许多岗警的制服都被愤怒的市民给扯烂了。
然而，新都公安局的局长孙伯文最担心的，却不是这件案件的本身。那么，孙伯文担心的到底是什么呢？
《中央日报》上的孙伯文发布的布告或许能够解释原因：“然民众非裁判之官，街头岂审讯之地？若动辄千百成群，随意殴打，不独妨碍治安，且恐误伤人命。当此北伐进展之际，尤恐奸人混迹其间，希图扰乱。本局职在公安，不得不并顾兼筹，加意防范。除仍饬各区严密查拿外，合及布告民众，一体知悉，以后如再发现妖妇摄魂情事，应即报告就近岗警，将人犯逮送来局，自应讯明严办，不得擅自殴打，聚众滋闹。倘敢故意，定于法究不贷，其各凛遵，切切此布。”
换句话说，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的混战正在进行，如果这时，新政府的首都有人趁此事件，将民众的愤怒引导到别处将如何是好？
布告发布了一段时间后，扭送至公安局的“妖妇”数量大减。人们开始在别处寻找孩子突然发病的原因。可就在这时，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，使得“妖术”摄魂的消息再次甚嚣尘上。
风波再起巡警大白天“中了妖术”
因为此前流传的妖妇用妖术摄人魂魄的消息，受害者都是孩童，鲜有成年人，所以，大人从来都没有操心过自己也会遭到“妖术”的毒手。然而，这一年的4月19日，一名警察竟然成为第一个成年“受害者”
这名警察是东二区的巡警。当时他正在执行巡逻的任务，有一个穿着青灰哔叽夹袍的青年，
面带微笑，在他的身后向其走来。青年态度很恭敬，拍了一下他的肩部，好似在问路。谁料，巡警即刻横卧地上，气息仅存。由于当时旁边还有许多路人，这名青年大为惊骇，抽身而逃。路人见到警察突然倒地人事不省，赶紧进行急救。他们根据一位老人的指导，用土法对警察进行急救。先到附近的店面找来许多鸡血，将它们涂抹在警察的脸上，然后拿来破的碗片，用锋利的一面在他的脸上划，一直到出了血为止，据说这样可以打破妖法。但是，很遗憾，这种急救法并没有救这位巡警一命，等医生赶来时，他们也回天乏术了。
该名警察突然死亡使新都公安局局长孙伯文陷入沉思，这回被怀疑的对象是一名青年男子，这又和前期流传的“妖妇”摄人魂魄事件有所不同，看来，不破除“妖术”会伤人的说法，民心将再次陷入混乱。
正当孙伯文愁眉不展时，事情出现了转机：先前被要求调查近期城内孩童不明死因的法医的报告递交上来了。法医证实，那些据说被“妖妇”摄取了魂魄的孩子，都是因为得了一种新的病症——拉麻疫症。这种病的侵害对象是十岁以下的小孩，而且传染极速，后果严重，一般三四天内就会使孩童夭亡。实在不关“妖妇”的事情。
那么，拉麻疫症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症，为何如此厉害？
真相大白原来是流脑作怪
为了搞清当年这种怪病，记者向有关传染病医院的专家进行询问，但专家告诉记者，这种病症的名字他们从来没有听过，可能是某种急性传染病的别名。记者转而向长沙传染病医院的专家胡医生求教，胡医生也是这种观点。他告诉记者，民国时期的法定传染病病种在1916年定为8种，即霍乱、痢疾、伤寒、天花、白喉、猩红热、鼠疫、斑疹伤寒。由此可见，拉麻疫症，并不属于这8种之内。而资料显示，1928年时，又新增了一种“流行性脑脊髓膜炎”。从当年那些孩童的死前症状来看，十分相似。
据介绍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流脑。临床表现为发热、头痛、呕吐、皮肤粘膜瘀点，瘀斑及颈项强直等脑膜刺激征。我国早在1896年时就有了这方面的报告，但由于医疗研究水平的限制，再加上这种病症的爆发并不频繁，因此并不为人广泛所知。
据胡医生介绍，这种病任何年龄均可发病，但关键的是儿童。从2~3个月开始，6个月至2岁发病率最高，以后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。中小城市以2~4岁或5~9岁发病率最高，男女发病率大致相等。而发病的时间从前一年的11月份开始，到次年三四月份达高峰，5月份开始下降。它的出现和空气不流通，阳光缺少，居住拥挤及环境卫生差有关。
胡医生说，就现在的医疗条件而言，这种病一旦爆发起来，少数病人起病急骤，病情凶险，如不及时抢救，常于24小时内甚至6小时之内危及生命，此型病死率达50，婴幼儿可达80。“更别说八十多年前的民国时期，突然爆发这种病了。就当时的医疗条件和认知，市民出现恐慌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。”
“妖妇”摄人魂魄事件因法医的报告终于告一段落。为了尽快将这一消息告知大众，新都公安局召集了农工商妇女各团体，及新闻界同仁，以及该局各区署官佐，在该局会议。决定根据医士报告，大力宣传，以消除“妖妇”作祟的谣言。因为这种谣言的产生和封建迷信观念有关，因此，公安局决定要破除迷信，由各界自动组织废除迷信宣传队，广为宣传。同时，一面请公安局卫生科方面，积极讲求市政卫生，期于最短时间，将此类病症完全扑灭。
至于那位街头暴毙的警察死因，胡医生认为，流脑也会袭击成年人，所以，不能排除他也是因此而亡。那位警察当时可能是“抱病”工作，在问路青年的突“击”之下，惊厥倒地，病发身亡。“当然，”胡医生说：“也不能排除，他是因为工作原因遭到报复，被人用很隐蔽的利器刺穿胸部而暴亡。但这只是推测而已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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